202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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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x林垚:在研究元宇宙的过程中我们到底放弃了什么东西?

一次访谈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曾说:“我仍然关心所处的时代,因为这是复杂多变的世界,也出现了很多大问题。很多问题困扰大家,而且没有现成答案。学者必须要跟社会大众关心的事情发生对话。我是觉得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哪怕做出一点微小的改善。”

近日,在“阅读现场,美好发生”——抖音读书2021年终直播活动上,刘擎与青年学者、耶鲁大学法律博士林垚进行了一场名为“站在时间边上”的对谈。

刘擎(左)与青年学者、耶鲁大学法律博士林垚在一场名为“站在时间边上”的活动中展开对谈。

这是林垚在2021年特别关注的问题。林垚说,从2020年到现在,有好几次大家都觉得疫情快要过去了,但很快就得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变种,好像疫情的结束遥遥无期,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所有人都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疫情也成为促使林垚一家回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和父母相隔一年多未见,没有办法回到身边来照顾他们,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回国。”

“疫情持续到现在,全球的产业链、物流链,还有大家之前对常态生活的想象,全部都被打破了。再往后应该怎么办?人类社会要怎么重新思考?怎么重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林垚的这番话引发了刘擎的共鸣。因为疫情的存在,刘擎感觉2021年跟2020年的边界是不清楚的,“好像有一个漫长的2021年是从2020年延续过来的。”

病毒由阿尔法变种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已经有几个变种,但大多数人没有特别准确的知识。刘擎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那些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具有直接重大影响的事件,我们居然没有办法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这在古代生活、前现代社会里是很少发生的。特别是全球化以后,对那些有特别强大力量,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事情,不要说重新获得一种掌控感,我们甚至不明所以。为此,刘擎有段时间想把病毒这些问题全搞清楚,还花了点时间,但他的感觉是“还真是很难”。

那么,要明白这些问题,学生物出身的林垚会感到更容易一些吗?林垚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即便是专业的病毒学家,对此依然感到很困惑,内部有很多争论。疫情给各个领域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林垚发现,在过去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界、科学界种种争论和前后意见的反复,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近年政治上的极化。

为什么美国民众现在反疫苗的情绪很强烈,他们为什么不信任科学家呢?林垚说,疫情刚刚传到美国的时候,开始美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说“你们不需要戴口罩”,因为他们觉得口罩对防这种病毒没有太大用处,等打疫苗就好了,或者居家禁足就好了。为什么他们觉得口罩不太管用呢?在翻查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后,林垚发现,在上一次SARS疫情之后直到2015年前后,美国疾控中心认为戴口罩可以防疫情。但是在2015年、2016年前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条就被撤下了,也没有给出任何撤下的理由。但实际上,在SARS之后,东亚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他们发现口罩能够有效降低疫情的传播,这也反映出长久以来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对东亚成果的忽视,觉得不必重视东亚做的东西,没有认真地把它当作证据。

时间进入到2020年四五月份,美国疾控中心开始要求人们戴口罩,但是第一轮说不需要戴口罩的信息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出尔反尔,接下来,再要求民众打疫苗,或者需要居家,诸如此类,民众会觉得,“我为什么还要相信你?”此外,美国长久以来的反科学、反智情绪,掀起了一股很强大的反疫苗运动潮流。经过一年的努力,打疫苗的人数一直徘徊在50%-60%左右,上不去了。所以美国一直没有办法通过打疫苗达到群体免疫。

林垚说,疫情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跟现代社会大城市人口聚集有关,病毒的快速传播和变异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挑战。那么,对于这个挑战本身,科学家群体正在很努力地试图理解它、应对它,但是这需要过程,而且过程中间会犯错误。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能体谅科学家群体也会犯错误这件事情。

刘擎指出,从未来的角度看疫情,疫情也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以及人对现实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期待,经济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他的一个切身体会是,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几年,大家多多少少都对世界有不确定感,一是因为全球化,我们的生活已经跨越了本地性——当生活受到很多变量影响,就会有非常多变动。大家已经处在了不确定当中,疫情到来就加剧了这种感受。这种不确定性当中,有惶恐,还有不满。而且,它对人的冲击不是平均地分布在所有不同的人口当中,在相当多地方,对弱势的群体,比如说经济收入、文化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它的冲击更大。

刘擎进一步提到,疫情一方面是造成当前状况的原因,但它也暴露了疫情没有发生之前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那些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疫情加剧了这些问题,或者说,它让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和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刘擎认为,2021年有一种倾向或说情感,就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的世界。在这里,刘擎提到了元宇宙。

元宇宙之所以这么热,刘擎认为,一方面是科技公司在推动,有些是出于科技的发展,有些人是对科学本身着迷。当然它也有另外的商业的利益,但它会调动普通人。在刘擎看来,元宇宙不完全是所谓virtual reality(VR),但它跟VR特别相关,建立在VR基础上,而VR以前是游戏族的事情。现在好多人说“世界太糟糕了,我想也想不清楚。那么给我一个不同的元宇宙,一个alternative,另类的世界,我在那里面是不是可以过得好一点?”能够心想事成。或者,大多数时候就待在那里,然后到真实的物理世界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可能是吃顿饭睡个觉。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诱惑人的想法。刘擎认为,元宇宙不只在科学界、商业界、金融界引发巨大反响,还能吸引很多普通人,他们会说:“我们是不是有个乌托邦可以逃过去?”因为这是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当现实让人们感到失落、困惑的时候,大家希望能有一个逃脱的地方。”林垚说,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像《动物森友会》这样的游戏就火了一阵,好像在社交隔离以后,我们能够在游戏中找到这种连接,但它能否替代现实中的拥抱,现实中面对面的交谈,林垚是比较困惑的。对于科技的发展,林垚认为自己是一个想象力偏保守的人。在他看来,从几十年前互联网兴起,社交媒体兴起,每次似乎一开始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希望,但现实发展往往走向这些希望的反面。

林垚认为,这是因为科技公司希望从中获利,它想通过算法和数据的挖掘,了解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把数据拿去卖给广告公司。如果科技公司不能赚钱,它为什么要搞社交媒体?为什么要搞元宇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放弃了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林垚认为大家需要不断警醒和思考的东西。

为什么元宇宙的概念会在2021年爆火呢?林垚认为,这可能和脸书在美国面临的反垄断调查有很强的关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新任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2017年在《耶鲁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马逊反垄断悖论》的论文,提出当代因为互联网而新兴的这些公司,从亚马逊这些物流公司到脸书这些科技巨鳄,它们的垄断方式和传统商业大集团的垄断方式不一样,因此,如果她有朝一日步入政坛的话,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从事反垄断事业。

因此,在拜登当选之后,面临政治压力、反垄断调查压力的脸书、亚马逊等大公司试图先发制人,比如脸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元宇宙,以便可以全部转移它的资产或者数据,等到调查的时候只剩下空壳,而它已经金蝉脱壳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时社交媒体的业务可以慢慢放弃,因为如果能够把元宇宙风潮带起来,挖掘数据、使用算法、跟广告商交接就可以通过另外一套概念进行。那时候再来调查反垄断,又要打个十几年的官司。因此,林垚认为这背后有很多很现实的利益算计。

林垚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张极具隐喻性的照片,扎克伯格(脸书的CEO)漫步在一群坐在椅子上的人中间,他面带得意地走在那儿,坐在那儿的人都戴着VR眼镜,很享受地不知在玩什么游戏,或者在看里面的东西,只有扎克伯格像黑客帝国里面的幕后黑手一样。林垚认为,元宇宙如果没有善加监管,这样的场景就会成为未来——普通人一举一动的数据都被进一步挖掘走,科技公司再有针对性地投喂给大家这样的精神鸦片,“现实中你还是要从元宇宙里醒来的,你还要去上班打工,还要回家‘躺平’,但‘躺平’的时候你也不能休息,因为你必须要进入元宇宙了。”

刘擎表示,现在对元宇宙的定义有很多不同说法,而那些元宇宙的狂热支持者,可能会说林垚根本不懂元宇宙,他说的根本不是元宇宙。元宇宙不是以前公司的那种投放,而是一种崭新的完全自主的虚拟社区。刘擎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小的元宇宙社群,一个自己喜欢的乌托邦,它是能够脱离大公司控制的,因为这个门槛越来越低了,这种想象依然在那里。但他同时认为,元宇宙小的时候,可能是能够自由地玩的,但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把人们收编进来。元宇宙发明的无非是整个社群的游戏规则,实际上非常需要想象力,需要政治哲学,要构筑一个社区最底层的规则。如果做得更好,吸引更多的人,那些大的元宇宙社群,可能公司就会贿赂它们、收编它们,最后它们还是很强的。在这里,刘擎认同林垚的观点,这些大公司已经有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占据足够优势来操纵和把控这一切。

不久前,刘擎从《纽约客》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心理学家凯瑟琳·佩姬·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的一本著作《基因彩票》(《The Genetic Lottery》)。哈登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专攻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

刘擎认为《基因彩票》是一本比较通俗的书。一个人将来获得什么成就,找到什么工作,高考考得好不好,进入什么学校,能不能找到合意的伴侣,诸如此类的人生成就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遗传这类天生的东西,其实是有争议的。刘擎说,在美国,进步派不愿意承认基因有很大影响——它们当然有影响,但是影响很小,所以主要靠我们努力。在这个假设下,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很重要。公共政策如果做得好,大家就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空间,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一般进步派的想法。由于这样一种构想,他们会尽量淡化先天因素对人的影响。

而保守派的政治家、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基因很重要。拼爹拼妈,不是拼爹妈的社会地位,而是拼爹妈的基因。他们强调,那些东西对我们的人生、成就、业绩有很大影响,他们的推论就是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这些花了很多钱与精力做的事情,其实是做无用功。有的人天生就是学霸,就能学好,有的人再怎么教也教不会,所以我们不要煞费苦心去做那些工作,去改变公共政策之类。这好像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对立,也就是说支持社会正义、公正、公平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不愿意强调,至少是比较淡化基因先天的影响;而那些保守主义者,或者说是比较偏右的知识分子与制定公共政策的人,他们强调基因很重要,一个人成不成功基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刘擎说,哈登的这本书扭转了这一点。

哈登是一位偏进步派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她也参与了一些公共讨论。她认为,基因有挺大影响——当然她不是基因决定论者。刘擎指出,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要认真对待基因;第二部分说要认真对待平等。只有当认清这样一个生物学知识后,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大家能共同更好发展的社会。

对于这本书,林垚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公共讨论的范本。林垚指出,这里面可能有语境的差异,对中国读者来说,很多人会认为基因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智商与成就,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情。但在西方语境下,长久以来,尤其是进步派内部,对于使用基因的那套话语特别警惕。林垚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智商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多问题,对于哈登这样的当代进步派遗传学家来说,往往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她说的很多事情,比如基因的重要性等,理工科知识分子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但是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绝大多数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尤其在西方的语境下,他们对这种先天决定论或者遗传学的重要性比较排斥。

所以,如何介入讨论之中告诉大家,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基因的效应纳入到公共考量里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不会因此走上保守派的老路?就是进步派如何考察“基因彩票”?怎么用社会政策来平衡?当然,这是一个起步的讨论,让大家重新关注基因和社会政策的关系,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哲学思辨的工作或者社科的工作要做。在这里,林垚强调,基因造成的差异是个体层面的,不是群体层面的。种族和种族之间实际上没有基因层面的智商差异,因为每个种族和群体内部都有很强的多样性。

但是假如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弱,社会政策不支持阶层之间的流动,比如减少公共教育经费,穷孩子们越来越难受到好的公共教育,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社会流动与通婚越来越少。那么,经过几代人的筛选之后,群体性的基因鸿沟可能就体现出来了。因此,林垚表示,想要在群体或者社会层面抵消基因效应,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对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加大劳工补贴与社会福利,这样才能保证基因流动起来。光流动起来可能还不够,另一点就是要给不同人提供不同的出路。林垚说,“我们一方面把基因的个体效应放进来考虑,另一方面又强调这并不等于我们要去走社会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老路,而是能够有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所有人都可以去寻求自己的职业追求,一时失败也不用担心,因为掉下来会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网络把你接住,你可以东山再起。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一个好社会。”